央企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带头践行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理念、提升信息披露水平，是国内企业ESG领域的“先锋模范”。截至2023年9月末，央企上市公司ESG相关报告披露率达82.27%，较2018年增长25.02个百分点，披露率创历史新高，高于地方国企、民营企业及A股整体水平。然而，因中外企业在股权性质、社会背景、文化观念、责任认知方面存在差异，阻碍国际资本对其的ESG投资。因此，构建符合我国央企ESG实践特征的信披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近期，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转发<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编制研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该《通知》释放了哪些信号？对国内建立统一的ESG信披体系起到什么作用？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ESG信披体系？为此，证券时报·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就相关问题对国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国新咨询）董事长唐玉立进行了专访。国新咨询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央企中国国新的全资一级子公司，业务涵盖ESG咨询、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等服务，全程参与了《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编制研究》（以下简称“编制研究”）的开题会、工作研讨会、调研和征询意见以及后续修改完善等工作。唐玉立董事长针对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证券时报记者：“编制研究”的发布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和ESG实践有哪些指导作用或意义？唐玉立：“编制研究”的发布，旨在解决我国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在编制ESG报告时由于缺乏统一权威的信息披露标准，而导致的报告不规范问题。“编制研究”包括三部分：《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编制研究课题相关情况报告》、《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参考指标体系》（简称《指标体系》）和《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参考模板》（简称《报告模板》）。《指标体系》和《报告模板》分别为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提供了基础指标和格式参考，不仅便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进行具体的信息披露工作，也为这些公司实现横向对标和纵向比较提供了依据，有利于规范报告的编制过程，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ESG专项报告质量，助力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相关工作走在国内前列，推动国内ESG自上而下的发展。证券时报记者：《通知》的印发是否意味着未来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将强制披露ESG专项报告？唐玉立：去年5月，国资委发布了《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提出中央企业需探索建立完善的ESG体系，目标是到2023年实现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全覆盖。“编制研究”的发布，正是为落实《工作方案》中的相关要求，为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提供参考，以助力实现ESG专项报告的全覆盖。尽管《通知》并未强制要求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披露ESG专项报告，但它将进一步推动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在ESG生态体系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把握估值重塑的机遇，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证券时报记者：此次发布的“编制研究”有哪些特点或亮点？唐玉立：“编制研究”既借鉴了国际通用的ESG框架，也强调中国本土特色和央企ESG管理特点。课题组在编制过程中，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等国际组织的ESG标准进行了梳理，研究了中国监管部门如国务院国资委、生态环境部、中国证监会、交易所等的相关文件，参考了央企及其控股子公司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ESG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从披露方向来看，“编制研究”从两个方向推动央企加强ESG管理：一是以披露要求推动央企加强ESG管理，“编制研究”要求的披露内容需要企业整合既有的ESG相关信息，并逐步建立系统化的ESG管理机制。二是在执行方面注重重要性和实操性。由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规模大、子公司多，ESG信息收集和处理成本较高，因此“编制研究”将指标分为“基础披露”和“建议披露”，同时鉴于央企在民生工程和经济发展中的社会责任，“编制研究”建议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根据实际情况披露反映本行业特色的指标或其他适合披露的ESG信息。总的来说，“编制研究”作为一个通用参考文件，其披露内容相当全面，包含企业基本信息、企业ESG管理、识别评估ESG风险与机遇、利益相关方沟通、实质性议题评估及ESG绩效表现等内容。在实际应用时，不同行业企业在ESG治理、实质性议题和信息披露方面会呈现不同的特征和侧重点，需要企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ESG信息披露。证券时报记者：此次发布的“编制研究”着眼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对于地方国资控股上市公司的ESG工作，乃至于非国有上市公司等群体，是否也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唐玉立：《指标体系》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特点和新一轮深化国企改革行动方向，并设定披露等级，增强了操作性，具备较好的兼容性。《报告参考模板》提供了ESG所有信息要点的基本格式，为上市公司提供了可视化的工作参考。因此，“编制研究”的落地应用，不仅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具有指导意义，也将助力全市场上市公司及其他具有ESG披露需求的企业完善ESG披露、加强ESG管理，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证券时报记者：您认为此次《通知》的印发，对于国内建立统一的ESG信披标准会起到什么作用?唐玉立：ESG已成为国际共识，推动ESG规范发展是大势所趋。近年来，我国ESG相关信息披露率大幅提升，但由于目前尚未发布强制性ESG信息披露要求和规范性框架，造成企业ESG信息披露标准化程度较低。“编制研究”的经验和成果对我国制定国家层面的统一ESG信息披露标准，以及建设系统有效的ESG信息监督管理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是建立了符合中国特色的ESG指标体系，提供了可参考的ESG信息披露基本格式，有利于规范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形式；二是增强了ESG信息披露的可操作性和兼容性，同时发挥中央企业示范引领作用，提高我国企业ESG信披水平；三是结合国内外政策和标准要求，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及中央企业特点，贴合国内企业实情，有利于提升ESG披露水平。ESG信息披露工作是一项长期工程，而“编制研究”是这项长期工程的基石。我们希望“编制研究”在促进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响应监管政策，开展ESG信息披露工作，助力推动央企上市公司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推动中国责任投资的发展的同时，也推动国内ESG信披体系与国际ESG信披标准的对标与整合应用，推出ESG信息披露的中国方案。证券时报记者：对于国内上市公司进一步提升ESG信息披露的质量，您有什么建议?唐玉立：“编制研究”的发布，提供了详细的指标说明和可视化报告框架参考，为企业理解指标内涵、开展收集与计算工作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路径。但国内上市公司还需逐步探索“编制研究”成果与公司ESG实践的融合。下一步，国新咨询将按国资委部署要求，支持ESG专项报告编制研究成果的落地应用，服务央企上市公司加强ESG管理，实现高质量发展；并深入探讨ESG信息披露的评价机制，着力推动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建立完善的ESG工作机制。证券时报记者：关于我国资本市场建立健全既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接轨的ESG信披体系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唐玉立：建立中国特色ESG信披体系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循序渐进推动强制性披露制度。国际上，披露制度已从鼓励向着半强制和强制性转变，主要在于帮助企业建立ESG信息披露意识，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也能满足市场对ESG信息的需求，降低投资者信息搜集成本。国内可以借鉴国际ESG信息披露发展经验，在强制性政策的推进上从范围、行业及内容三方面入手。二是整合现有ESG信息披露指标体系。当前国内ESG信息披露体系数量较少、指标较分散，且由于部分指标因国别文化及政策差异等原因，在国内的适用性不强，亟需进行标准整合及指标的本土化转变，从监管和市场两方面逐步规范信息披露体系，提升国内信披质量及信息可比性。三是协同推动统一的ESG信披标准和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完善顶层制度框架搭建，确定ESG监管的牵头部门，明确财政部、证监会、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和国资委等主管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夯实制度基础，推动多部门联合印发ESG政策方案或指导性文件，从宏观层面出台统一的披露要求；另一方面，明确信息披露属性，持续规范披露要求，逐步扩大ESG信息强制披露范围，明确激励约束机制，出台时间表和路线图。四是培育具有专业性的咨询和评级机构。借鉴国际主流机构经验，培育本土ESG咨询和评级机构，规范ESG数据采集标准及过程，优化评价方法、评级指标和指标权重，推动ESG评级体系不断完善，提高ESG评价能力和适用范围,以强化国内外投资机构对我国ESG评级的采信，提升我国ESG评价标准在全球范围内的导向作用。
